bookmark_border不内卷的价值投资者

本文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2023 年秋季《价值投资》2023 年 12 月 1 日课程学习感受。

信息本位带来的内卷交易市场

用内卷这个词来形容金融行业太贴切不过。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货币价格不再仅仅反映其“现在”价值,同时也反映其“将来”价值。这种以信用为基础的价值体系的出现令人感到困惑,不仅货币如此,股票更如此,人们重新开始思考价格和价值的关系。

信息决定了资产的“将来”价值。人们很快就发现了信息的重要性,投机资金的买入与卖出决策与市场上出现的信息密切相关。

被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CEO之一的时任花旗银行总裁沃尔特·瑞斯顿宣称:“信息本位已经取代金本位成为世界金融的基础”,后来,他还进一步补充道:“货币相关的信息已经跟货币本身一样重要。”

人们逐渐意识到,不论是货币还是股票还是其他金融衍生品,定价都与其相关出现的信息密切相关。

这成了金融行业内卷的来源,在刺刀见红的交易市场上,谁能获得第一手信息,谁就能抢到第一顶帽子,谁就能获取到超额的利益。

同样在1971年,纳斯达克市场创立,在电子化交易与竞争性做市商制度的推动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纳斯达克已经成了全球最大的股票电子交易市场。

不论是电子化交易还是做市商制度,都将这种内卷发挥到了极致——不仅靠人卷,还要靠电脑卷。

纳斯达克市场创立后的几十年,其中诞生了英特尔、苹果、微软等等一大批伟大的科技公司。在层出不穷的新科技产品的加持下,人类利用信息的能力大幅提升。

纳斯达克市场的电子化交易让那些敢于尝鲜的极客们尝到了甜头。更高级的CPU、更先进的装备如个人电脑带来的更高效的信息处理能力帮助他们在金融市场上更容易卷出风格、卷出水平,赚到大钱,还有了一个听起来高大上的马甲——量化交易。

另一方面,资金源源不断的被吸引并投资于一大批高科技公司,不论是1980年代的半导体、1990年代的软件还是在千禧年的互联网浪潮中,这套机制都为公司们自由高速发展的提供了优秀的金融环境和财务保障。

不论如何,内卷的结果是美国的高科技与信息产业得到了几十年的飞速发展。

不内卷的价值投资人

我们已经习惯于通过企业财务报表披露的数据对企业进行估值,每年每季度报表企业财报披露前的那几天,总是投资者和分析师们神经最紧绷的时间。

所有人都知道,接下来披露出来的那一个数字,将影响着数以万计投资者手上股票的价格与他们的财富。

内卷带来的副作用之一是投机。市场上的聪明脑袋们开始比拼自己的才智并相互博弈,大家比拼预期、比拼预期的预期、比拼预期的预期的预期……也有铤而走险者,尝试在暗地里动手脚,场外勾兑、小道消息、内幕消息、乃至财务造假都乐此不疲。

市场上人们彼此之间进行着这场信息游戏,斗智斗勇,尔虞我诈,卷的飞起,玩的不亦乐乎。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企业本身的变化是缓慢的,即使是高科技企业,经营状况的变化也远没有市场上那些聪明脑袋们的想法来的快。别说一个季度,可能在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尺度上,我们才能观测到些许真实的企业经营状况的变化。

这种实实在在的经营状况变化,反映出来的才是真正的企业价值变化。相比之下,市场价格的变化大多基于信息,就显得快速、无序、敏感得多。

会计是投资者们的通用交流语言,企业通过公认的会计政策得出财务报表,市场通过报表数字来观察企业的经营状况。然而,会计并不是如数学物理般严谨的理工科工具,而是一门充满自由裁量权的艺术。换句话说,会计报表数据并是不客观的,那些数字是企业真实经营状况与管理层主观意图相结合的产物,充满了主观色彩。

作为价值投资人,自然希望尽量减少主观意图的那部分影响,要做到这点,最好的办法是奉行长期主义。一个季度,一两年的业绩可以调整,但是如果把时间拉长,除非作假,会计数据还是能够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企业真实经营状况的。

对企业来说,管理层和CFO其实也应该意识到这一点。短期适当的利用会计自由裁量权达到某些目的是会计政策给企业的权力,但优秀的管理层应该非常清楚这里面的各种利害关系,并小心翼翼的做出自己的决策。

从价值投资人的视角看,我们希望赚到企业内在价值长期增长的钱。所以,相比起长期的正确的洞察与判断,所谓的第一手信息,第一顶帽子并没有那么重要。短期的市场波动更多来自于参与者们的零和博弈以及情绪波动,如果把时间拉长,这些短期波动都会被抹平,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这些短期消息上是得不偿失的。

优秀的企业会不断创造增量价值,这种价值是实实在在的,那些真真假假的短期消息博弈固然会影响股价,但这并非价值投资人关心的内容。

也就好理解,价值投资人并不把“信息”作为一种优势,从一开始就不打算靠这种短期消息的时间差盈利。身边的价值投资人们并不内卷,长期来看,潮水退去,大家自然会看到谁在裸泳。自然,把信息藏着掖着并非价值投资人们的选择,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大家大都热衷于主动交流信息,与朋友们一起持续学习,不断加深对公司的理解。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不内卷,除了收获知识外,价值投资人还收获了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长期可持续,也是我们所追求的。

bookmark_border娃娃、离火运与八卦

来聊玄学。

看着娃娃才能睡着

人类天生存在恐怖谷效应。日本人森昌弘在 1970 年代就发现了这一点,当我们看到那些跟我们长得很像,但又不是真人,或者不确定那是不是真人的时候,就会感到恐慌。

在战后的那几十年,依靠着廉价劳动力和大量工业出口商品,日本经济发展极其迅速,像极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1968、1969年日本GDP年度增长率分别为12.9%和12.5%,但1970年是个特殊的年份,1970年日本GDP的年度增长只有0.4%。

那个年代,日本动漫产业进入了最辉煌的阶段,那时候已经有赛文奥特曼了!赛文奥特曼是“7超人(Seven Ultraman)”的音译,你没看错,就是“7”。再来一句话冷知识,我小时候最爱的艾迪奥特曼来自“80超人(Eighty Ultraman)”的音译。顺便再提一句,7 和 40 都是圣经中很有意义的数字,80 是两个 40。

另一方面,1970 年代,“丰田工作方法” 如日中天,有了它,日本汽车工厂的生产率大幅提升。日本人通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与思考,找到了一种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席卷全球。

这跟娃娃有什么关系呢?有!奥特曼就是一种典型的长得像人的机器人,早期的机器人制作粗糙,但逐步变得精细。不过,森昌弘的恐怖谷理论发现,随着奥特曼们越来越像真人,人们对奥特曼的感觉就会从喜欢变成害怕。除非,奥特曼能够真正 100% 接近人类,这又是技术做不到的。

我其实在聊科技发展史。你会发现,这实际上阻碍了人类的技术进一步进步,人们本能的害怕制造出第二个”自己“。

于是,“二次元”诞生了。1970年的日本诞生了另外一部你肯定听过的动画片叫哆啦A梦。它放弃了奥特曼那种跟人长得越来越像的路子,转而使用了走可爱路线的机器猫,然后火到现在,成了许多人心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包括我)。

把时间再往前面推几十年,你会发现在 1920年代的美国,迪士尼和米老鼠的诞生,背后也有类似的故事。只不过那时候是美国人学会了使用流水线生产汽车,产生了一股来自美洲大陆的神秘力量,席卷全球,随后遭遇了大萧条。

同样关键词,同样的配方,同样的故事。

把时间往后再推到 21世纪,1998 年韩国大宇破产,韩国汽车产业被肢解。1999 年韩国政府颁布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然后就连我都被蓝色生死恋这样的童话故事和宋慧乔女神洗了脑。

再丢一些关键词:特斯拉、比亚迪、理想、男人的第二个家、电动汽车、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中国、现在大街上的娃娃!

这就是为啥我会说研究汽车产业科技产业离不开学习二次元。

2022年3月,富士和马格南联手,在上海举办了一场为期 4 个月,名为「reconnect / 再次连接」的摄影展,这次展览让人印象极为深刻(尤其注意展览的时间和地点),摄影师奥利维亚·亚瑟(Olivia Author)和冯立让大家感受了一番“娃娃”。

对很多人来说,娃娃是一种心灵慰藉,在经济高速发展随后突然紧急刹车的时刻,人们需要适应,也需要一些东西,来安抚紧绷的神经。在中国香港,一直有“打小人”的习俗,你是不是也有过对着桌上的娃娃发泄情绪的经历?如果看到这里,给个一键三连呗。。。让我也平复一下心情。

在戴口罩的那几年,很多人都买了娃娃,娃娃承载了希望,承载了梦想。我甚至听到过“看着娃娃才能睡着”的声音,这种感觉,可能就跟小朋友看机器猫可以止住哭闹差不多吧。

我可以理解,至少从结果来看,2020年,你们都把泡泡玛特买上市了!

更何况,娃娃只是开始,现在还有数字藏品这样的伟大的东西,那是数字化,区块链上的,元宇宙里的“超级娃娃”!

离火上身的时代

这两天的上海,正大广场、南京路之类的地方搞起了各种元宇宙网红打卡点。前两天,漕河泾还开了一个号称“中国Web3解决方案”的大会,还有各种活动、展览等等等等。

杨裕欣, 商场门口的大娃娃, 上海市, 中国, 2023.10

我去看了下,铺天盖地的娃娃,好不热闹,但我很慌。

人类是贪婪的,太多太多的人,恨不得一下子骑到娃娃头上,恨不得一口气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恨不得一口气跑上一个马拉松,恨不得一个通宵打造一个新时代的罗马。

跟朋友聊天,我说我们聊聊社群运营好吗?我们聊聊城市规划好吗?那我们聊聊价值投资好吗?

“不不不不不不!搞钱吧!”

“我不缺钱!”

“滚!”

在我眼里,娃娃归根结底是一种私人藏品。藏品这东西最重要的事情,是它连接人和人的功能。

可能对于一些人而言,看着娃娃就能睡着是最重要的,就好像干掉一瓶红酒就能睡着一样。但谁都知道,睡着不代表睡得香。当太阳重新升起,你发现A股还是趴在 3000 点,公司还是没有生意,口袋里还是没有钱,娃娃还是在桌上看着你,你心里还是那么慌。

你或许会在某一刻意识到,娃娃只能救你一时,娃娃背后的人才能真正帮助你渡过难关。突然你发现,娃友群里的某个人突然成了你的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或者你也成了卖娃娃的一份子,从此赚了钱、走出低谷、登上巅峰。

但有时候,娃娃背后的是个坏人,它不是在帮你,而且继续在害你,甚至你都意识不到,就被娃娃 pua 了。

李子柒的故事并不完美,而我现在真的为周杰伦捏把汗。

最近流行提九紫离火运。作为一名不可知论者,我对玄学的态度是很玄学的^_^,其实玄学也是如此,它是否真实不重要,重要的是玄学也是一种连接人和人的工具,跟娃娃一样。

你信离火运吗?就好像问了一句你信娃娃会带来神秘力量吗,或者就好像问了一句拼多多真的能抢到 500 块现金优惠吗?答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问了谁,谁又回答了你。

说到离火,在我眼里,娃娃就是离卦的典型。离火上身的感觉就好像叠加了一种BUFF——半夜一个人入住酒店,在门口高唱一句“乌蒙山连着山!外!山!”——浑身就有了勇气。

不否认这种BUFF的力量,但这就好像明星脂粉,看起来光鲜,而已,我始终明白这一点。

所以在即将到来的离火运时代,真实的才是最贵的。你必须明白,藏品的背后是人,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人,你喜欢的是人,会给你反馈的是人,未来可能会害你的还是人。一定会有一大群包裹着糖衣的骗子出现,未来不久,你遇到的1000 个人里,有 999 个骗子和一个马云——全是忽悠。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好戏刚刚开始,要坚信价值的创造。

在离火运时代,需要珍惜所有的诚实、勇气、理性、耐心和信念——如果还有的话。

你思考的,全是对的

在社会中,人是被身边的人所定义的,这无可厚非。但是,人归根结底还是人自己,我最喜欢的一个对“Bob”的解释是Bob = Bob obey bob,我的信仰只有我自己。你所说的,都是错的。我思考的,全是对的。反过来也一样。

这件事情在接下来的时代,会非常非常的重要。明星,大师,神仙,都会出现然后都会消失。人工智能已经让一场伟大的变革开始,每个人都迟早需要变成对自己负责的超级个体,所谓新技术和现代化到来的同时,战争、暴力、欺骗、背叛也会一同到来,你很快就会发现,明星会塌房,大师会黑化,神仙会掏空你口袋里的钱。直到身边的人背叛自己,任何人都不值得相信。

很多人会选择逃避,离火运的世界,想想就可怕。不过,困难都是想出来的,答案都是干出来的,还是要珍惜一切仍然有勇气的诚实的值得相信的人,也要远离那些虚伪的背叛的有毒的人。虽然这很难。

对自己负责的人永远只有自己。看一个人是否靠谱,最好的办法就是看他是否愿意亲自陪粉丝们聊天,看他的粉丝群群主是不是他自己,看他是不是能够亲自讲出自己的故事。

数据都是别人给的,故事才是自己的。有多少钱,有几套房,有多少粉丝,有多少个币都是数据,数据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

真正的英雄主义只有一个,那就是看透了生活的真相和本质,但是还能够做到依然热爱生命,热爱生活。

即使混在999个骗子里,我喜欢,我愿意,所以我该说还说。999 个人都在说搞钱,我还是说社群运营,说城市规划,说价值投资。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骂得人太多,那就拉黑,拉个小群说呗。

梵高的死,虽然一百多年后看起来很美好,但依然是一场悲剧。

水克火,多喝点水就好了,要么听听音乐也行。不急,慢慢来,大道至简,无欲则刚。敢为天下后,后中争先。流水不争先,争得是滔滔不绝。没错,你会发现,在离火运的时代,会有各种各样的口号、标语,每天让人脑袋嗡嗡的。

正因为这样,所以更要思考,“我思故我在”:你思考的,全是对的

至于赚钱,变富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只有变化,学习和成长是最重要的事情。

而赚钱,只是成长的过程而已,最近听了好多故事,德不配位是很危险的事情,要慢慢变富。

八卦

翻出一段写于十几年前的文字,那是上一次算出来离卦的时候。

这就是离火运的时代,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熟悉的故事,不同的人

(以下写于2008年12月)

很早就想看些这种东西,这些天说忙不忙,说闲不闲,于是开始认真研究了。

我可以百分百的说我不是个迷信的人,如果没有能让我信服的道理,我是不会去研究的。

身体越来越差,试过一些方法,总觉得缺少点什么,前些日子为了驱寒吃了太多羊肉,这些天明显上火严重,黄帝内经曰:离火上身。

从离火说起吧。

八卦之中,离卦外刚内柔,阳刚之气在其外,阴柔之身于其内,则离,离也就是美丽,一切美丽的东西,都是离。

上火,就是典型的离火的感觉,靠着每天的食物,带来那些暂时的热量,维持着冬天的体温,看起来是很好很美丽的时期,而实质上,身体确实越来越脱离正规,就好像一团烈火包住了一个虚弱的身体,看似勇往直前,实则虚无缥缈,当那一团火光燃尽之时,一切都趋向于无,趋向消亡。

因此离火是种可怕的东西。外表光鲜,不一定就是好事。

虽说离火也有好处,即外表光鲜,但仅此而已。

而相反的是坎水,阴柔其外,阳刚其内。也许是现在需要的吧。

不说太多,倒是一直在思考很多数字的含义,比如老阴的6,老阳的9,9*9=81的九九归一。

八八六十四卦,通过简单的二分,把世界通过六次分解选出了64种状况,然后给每一种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导出每种状况下何吉何凶,这分明就是世界的道理,是中国人用一种特殊方式对待人处事的阐述,可惜太难懂。

何谓卦,挂也。八卦,就是在纷繁复杂的思维下,把事情挂起来,客观的,理性的,把凌乱的思维分成清晰 64 种方式,然后仔细的思考,理性的回答问题。再复杂的事情,都需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从最简单的事情开始做,八卦指导了如何面对现实,指导人如何归于理性。当把八八六十四卦都研究透了之后,确实,你几乎就能在所有环境下游刃有余了。

终于领略了八卦的高明之处。它确实把道德经里面很多道理做了极为严谨的分类。可惜现在很多东西都还不是那么懂。

觉着这显然比西方的 12 星座高明的多。

很早之前一直把星座当成“资本主义迷信”,星座游戏有两种,一种是很无聊的像猜谜一样的告诉你一些无聊的事情,但是很早也注意到有的星座解释非常的完善和有意义,这很类似八卦中的某些解释。甚至,很多人看起来和星座描述确实好像有关系。

这也好解释,根本的理论是,当一个人不停地认为自己“属于某星座”时,他就会开始按照这种星座的描述生活,不是“星座像他”,而是“他像星座”。

但其实,还不只这些。

星座按照 12 个月来划分,人类文明大多实在温带的北半球,因此每个月之间最大的差异也许就是天气了。根据一些理论,儿童在 0 岁成长过程中,天气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并且这些东西很有可能影响长大的人。

稍微聪明点的人应该能理解,一个一生下来就在春意盎然气氛里长大的婴儿和一个一生下来就面临严寒饥饿的婴儿肯定会有一些不同,其实多愁善感的双鱼座。

这种差别虽然我不能确定到底有多大影响,但这应该是为数不多的解释“星座理论”的东西吧。

但是还有别的。

不管它是如何划分的,星座它也帮你划分了 12 种状况,告诉了你在这其中一种状况下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有些什么好处,有些什么坏处。从这个角度来看和八卦的卦象是类似的。也许你并不属于这种星座描述的内容,但潜意识的,长时间的或者有时候失去理性防备之后,人很容易潜意识里面开始模仿自己的目标星座。然后,星座的指示也就成了一种理性的,旁观者的指示,这样的指示往往是有效的。

就好像一个有限自动状态机,在某个状态下,只要通过这个状态转移,就能够进入另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状态。由于当局者迷,非理性的人往往无法搞清楚当前状态和需要进入怎么样的状态转移,而这个时侯来,看看星座,倒是一种非常理性的思维行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信则有,不信则无”这句古话。因此对于真正相信星座的人,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一些问题,这确实会是有意义的。

很无聊,不过,倒是真的从这里面学到了一些东西。至少,中国的八卦比起西方那套东西来说,严谨的多。二进制比十二进制牛很多 呵呵。

有个最简单的道理,当犹豫不决的时候,就丢硬币也好,猜数字也好,选择一卦,开始行动,然后按照八卦指示让事情一步一步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是不是很像敏捷开发?),这至少比某些“智人”成天思考“to be or not to be”好的多,最怕,就是“什么也不做”。

bookmark_border禅、极简主义和回锅肉

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快就是慢、慢就是快、无就是有、有就是无”。

20 世纪是消费主义的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大发展造成商品严重过剩。人们想着法子激发社会的消费欲望以刺激需求。

“物之禅”反其道而行之。你能不能不要买那么多东西把家里堆的满满的,极简主义不好吗?Less is More。

日本人善于造词,将“物之禅”称做“侘寂”,当代生活中的那些消费符号,大多与之有关,比如苹果手机,比如无印良品,大多有它的影子。

禅僧大师枡野俊明对此在《禅与极简生活艺术》一书里是这么解释的「为了创造出一处空无一物的空间,我们必须放上一些物品。如果是真正意义上的空无一物,我们看到的就只是一片广阔的土地。只有放上一些物品,我们才能感觉到“这是一处空无一物的空间”。这体现的是“有=无、无=有”。我想,这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极简”吧。」

当你拥有了一切,就已经失去了自我,当你失去了一切,就已经拥有了全世界。这两种情况都是极端复杂的。

资产是种负担,“无产阶级”认为自己是最快乐的。当你失去一切,你就失去了枷锁,也拥有了全世界,又不极简了。

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放上一些物品”。才是真的极简。

人到极致,要么极致简单,要么极致复杂。崔健唱道:“阳光和灯光同时照着我的身体,要么我选择孤独,要么我选择堕落。”

真正极简反而是中庸的,既不是消费主义的堕落,也不是无产阶级的孤独。小心翼翼的用心经营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就足够了。

然而,极简之物需要的是极端复杂的设计和制造。这种理念反而刺激了整个社会的创造需求,年轻人们纷纷投身于创造而非消费。到 1980 年代,美国人突然发现,怎么日本人突然就摸出了那么厉害的半导体芯片。

最后我们发现,美国人希望通过物的欲望带动消费需求,日本人则通过侘寂激发了社会的创造需求。

创造主义替代了消费主义,这就形成了那股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李国飞讲“将心注入”,巴菲特讲“能力圈”,段永平讲“本分”,都这意思。

在孤独与堕落面前,我选择创造

在孤独与堕落面前,我选择写公众号

这不仅仅是写篇小作文那么简单,这是在“以科技平权手段实现文化的跨越鸿沟,推动世界和平”

用心

后面这段文字实际上写于 2014 年。在那段时间,我有充足的时间研究做饭,就好像研究“回”字的 n 种写法一样,孤独幸福兼有。

回锅肉这种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被很多喜欢讨论健康的人唾弃。我不以为然,当你经历过那些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苦难,经历过连续工作48小时的虚脱,经历过比山还重比海还深的压力,一大碗回锅肉拌米饭就是一种救赎

石光华先生在《我的川菜生活》中写道:“做回锅肉,关键在精细二字,越简单的,就越要用心。”值得反复琢磨。也许回锅肉和iPhone都是同样伟大的发明。

在孤独与堕落面前,我选择炒回锅肉。

你永远无法炒出一盘记忆中完美的回锅肉。承认我们的不完美,正是追求完美的过程。为了追求完美,我们必须持续创造。

人生就好像分布式计算中的最终一致性(Eventual consistency )模型。

回锅肉

回锅肉的做法充满了智慧的沉淀,水煮过的猪肉去除异味,突出猪肉的鲜香,干煸过程逼出大部分猪油,让猪肉好吃不腻口,又十分下饭。豆瓣经过猪油的煸炒,发酵出的豆瓣香气十足,再配上青蒜苗解腻,配上一碗白米饭,实在妙不可言。

小时候我刚学炒菜那会儿,有幸跟个川菜大厨小学两手,这可不得了,一炒就是十几年。其实回头想想,无非也就是几个简单的小技巧而已。做一盘回锅肉,能找到上好的肥瘦适中的二刀肉是最好,用猪五花也未尝不可。但肉最好是新鲜的,新鲜肉才有足够的鲜味,冻肉的话香味就要大打折扣了。

回锅肉要先煮,煮肉其实是个技术活。清水里加上拍扁的生姜跟葱结花椒料酒,如果是新鲜买来的后腿肉,则等水开之后再下肉煮,若是冻过的猪肉甚至是刚从冷冻室拿出来的猪肉——在家做这很正常,家常菜不能奢求次次都有充裕的时间——那就凉水直接下肉开始煮,这样猪肉慢慢收缩,可以逼出些冰箱冻出来的雪味。

水开后转小火,把肉煮到六七成熟即可,在家可以用筷子戳一下,不出血水,就差不多了。如果煮的时间太长,肉炒出来容易烂,黏糊糊的就不好了,如果太生,切的时候血水冒出,会搞得血腥味十足,猪肉也没法完美的吸收清汤的香味。

猪肉捞出后,我的习惯是捞出猪肉用凉水冲,然后擦干立刻切片。回锅肉不是蒜泥白肉,切片不能太薄是公认的,。切片之后锅中入底油烧热然后下肉片开始煸炒即可。

煸回锅肉片大概是最有技术含量的一个步骤吧,火候要控制的很好,肉酥吐油,到微微卷曲即可。火大了,肉片表层很容易焦但里层温度又没有到位,这样就吐不出油,吃起来肥腻得很,如果转小火慢慢干熬,倒是可以很完美的吐油,但一不小心肉片吐油过度,吃到嘴里不是糯糯的油润感觉干巴巴的发脆感觉就不好了。

我有个小技巧是火尽量大一些,当感觉油还没吐出来而表面开始有些焦黄的时候,稍微点上一点旁边的肉汤。这样可以一方面降低些表面温度,保持猪肉的油润感觉不至于焦黑,然后继续干煸等肉里层吐油,另一方面,从西方的烹饪理论来说,这也是西餐做肉的惯用小伎俩,用液体(法国人爱用红酒)萃取高温锅子上沾着的美拉德反应产生的棕黄色精华,full of flavor…

一般来说,如果煸肉过程一点点不专注没做好,那这盘回锅肉也就只能一个人关灯自己忍受了。

关于煸肉,后来我看到过两个不同的版本。石光华先生在《我的川菜生活》中提到过一个小技巧是可以把刚捞出的猪肉放在冰箱冷冻室急冻几分钟,表面冻干,这听起来非常有意思,我很是认同的。另一个小技巧是肉下锅之前在煮肉清汤里划散沥干再下油锅,这倒是能解决肉片粘连不容易炒开得问题,肉片表面带点水分也更加容易控制火候,但我有些担心在家里如果炉火不够大的话,这样反而会增大煸肉的难度。所以如果是家里用不粘锅来煸肉,应该先下肉然后点一下清汤的做法更加容易控制。而陈梦因先生在《食记》中提到的另一个方法,是去皮煮肉,然后煮肉切片后自然风干再煸炒。这我就不敢苟同了,不过可以想象出广东香港的食客大概比较害怕肥肉带着猪油吃到嘴里的油润感觉,更能接受略微干香一些的类似猪油渣感觉的回锅肉,还吃不得猪皮,于是发明了这么个“风干回锅肉”的做法。

煸完肉,在家里动作不够快的话,可以先把肉给盛出来。如果此时锅中油过多的话,盛出一些另作他用是可以的。虽然油多增香,但为了健康妥协一下也未尝不可。另外,回锅肉的在炒制之前是绝对不用提前腌制入味的,如果肉不够新鲜异味比较大,煮肉都还没有去掉的话,那么这块肉也可以扔到垃圾桶了吧。

我做回锅肉一向是只用郫县豆瓣酱的,其实郫县豆瓣酱有很多种,我人不在四川,也就无福品味各种不同豆瓣酱的微妙差别了。好在一般超市里都有普通的郫县豆瓣卖,用它即可,但千万得用四川出的红油豆瓣,像上海的超市常见的出的六月鲜“豆瓣酱”就跟郫县豆瓣完全不是一种东西,名字相同罢了。

豆瓣酱要在砧板上剁细,这样上桌时不至于还能吃到整块豆瓣影响口干,剁细也能让豆瓣酱的味道充分的释放出来。豆瓣入锅时候,一定要在煸肉炒出的油里油制一下,炒出红油来,也把豆瓣的香味充分的炒出来,这时候火千万要小一点,豆瓣一旦炒焦粘在锅底,整道菜味道就大打折扣了。豆瓣炒香后,立刻开大火下煸好的猪肉,翻锅三两下,肉片应该能立刻均匀的裹上酱香四溢的豆瓣酱,并且保持锅气。如果这时候豆瓣酱裹不上肉片,很可能是肉片煸炒过头了,如果下肉片立刻没了锅气,很可能是肉片太厚没煸炒充分,也很可能是忘了开火,我在家就经常犯忘了开大火的错误,只能贻笑大方了。

至于回锅肉搭配的蔬菜,在家随手一做的话,其实用什么都可以。青蒜苗,蒜薹,莲白叶,青椒,洋葱,大葱,香干,芹菜,蕨菜,甚至常州的茨菰都可以,因为蔬菜只略翻炒就出锅,所以如果蔬菜不易熟的话得先焯个水或者过油,这就不多说了。但味道最好最地道还是得用青蒜苗了,蒜苗清香易熟,最后下蒜苗猛火翻炒几下即可出锅,既保持青蒜的清香,解回锅肉的油腻,又不至于味道太重抢了肉的味道。相比起来,蒜薹的酸味,莲白叶,青椒,洋葱等等的甜味跟蔬菜香味,芹菜的芹菜香味,都很容易喧宾夺主,用它们来搭配回锅肉,味道固然也不错,但就完全没有青蒜苗跟回锅肉看起来那么搭了。至于有的菜谱上说出锅前还要加几片甜椒好看,我就只能侧目而视了。

很多回锅肉的做法会提到最后下一点酱油,豆豉,鸡精,料酒,糖,甜面酱等等。这些我一般是统统不加的,回锅肉要的就是豆瓣酱纯粹的香气跟红亮。不过呢,如果个人口味需要,稍微加一些也不是不可以。尤其是糖这个东西很多人喜欢用来提鲜,我也可以接受。下老抽肯定不行,下去肯定会坏了颜色,现在的猪肉都是饲料猪,没那么鲜美,稍稍加点味精鸡精或者味极鲜酱油,也是可以的。料酒带点酒香进来,我以为会抢了豆瓣的香味,我不会这么干。至于豆豉,倒是根据个人口味了,豆豉跟豆瓣酱本来就是兄弟,略略来一点改变一下风味也并非不可以。另外,有人喜欢炒点蒜片或者蒜粒进去,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不过有青蒜苗了,再加蒜片总觉得有些多余。

吃回锅肉还是要配饭,而且别吃多,毕竟油大。完美的回锅肉应该表面焦香,又油润糯口,肥而不腻,肥瘦层次分明,咀嚼下去完美融合不觉肥腻。味道应该是猪肉香跟豆瓣香气的完美结合,肉片的里层应该还能保持部分朴素的猪肉香气(所以肉片要微厚一点),这样吃起来才层次分明不会死咸,外加青蒜苗的蒜香和清爽,真是完美的搭配。

饿极之后,第一口就着回锅肉的香喷喷的白米饭才是最完美的,一旦吃多了,也就享受不到这美味了。

其实真正做一盘完美的回锅肉是很难的,正如石光华先生所说:“越简单的,越要用心”。而完美只是心中的奢求,不可完美,用心即可,也何必纠结“正宗”,好吃足矣。另外还不得不感叹中文的博大精深,回锅肉三个字竟有如此多的变化。如果把回锅肉叫成“特调微辣鲜香豆瓣青蒜苗配干煸水煮猪五花肉”,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bookmark_border究竟什么是资产:伯克希尔哈撒韦1983年股东信读后感

(北大价值投资课课程作业,2023年作业一,2023.10.12)

1983 年是个有点特殊的时间节点,那年美国经济表现良好,已经从 70 年代的滞涨中走出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也迎来了高速增长的阶段,在这一年的股东信里,巴菲特花了很大篇幅向股东们介绍伯克希尔持有资产的情况,以及在商业上的主要原则等信息。

究竟什么是资产,如何理解持有的公司资产以及如何为其估值,永远是最值得我们思考的话题之一。

资产是金融学中最基础的概念之一,一项财产或者权利,只要未来能带来现金流,就是资产,资产的价值是资产未来能带来的现金流的总和。

道理虽然很简单,但放在实践中,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估计公司未来的经营状况,从而估计现金流。

对伯克希尔公司来说,巴菲特将其定义为股东拥有资产的渠道,也就是说,你持有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本质上是持有了一篮子公司的所有权,伯克希尔的公司帮你完成了资产配置的工作。长期看,伯克希尔的目标是是使得它持有的公司业务价值持续增长,以此目标进行一系列资产配置决策。

一般而言,会计是用来衡量资产价值以及未来收益情况的重要手段。然而,巴菲特反复强调了传统会计政策的局限性。会计政策是死的,针对伯克希尔这样复杂的公司,很多会计数字都会失真。针对1983年的伯克希尔公司,巴菲特认为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导致伯克希尔公司的内在业务价值远远超过通过会计手段计算出来的伯克希尔账面价值。第一,是因为会计计算方法问题,保险子公司持有的其他股票的账面估值远低于市场价值;第二,是因为巴菲特认为他所持有的几个公司的商誉价值,远大于账面上反映出来的账面价值。

我们常常习惯用 PB、PE 等指标去计算公司的估值,但根据 1983 年股东信中的这些讨论,我们清晰地意识到这种计算的局限性。如果使用的资产价格都有很大的偏差,那么后续的一切计算就都是徒劳了。

商誉为例,正常情况下,我们认为商誉是像折旧一样,应该每年计提减少一部分的。但问题来了,作为一项无形资产,商誉并不是机器,它不会磨损,更不会消失,反而如果经营得当,这台“机器”的价值应当是逐年增加的,尤其是在对于喜诗糖果这样的消费品公司来说,随着宏观经济复苏与长期的通货膨胀累计,公司的商誉会远远大于其账面记录。这是现有会计政策无法解决的问题。

从投资研究和跟踪的角度,影响这些无形资产变动的重要因素可能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人。管理层的经营水平,经营决策直接决定了公司资产的价值变动——也许公司并没有购买更多的土地、房产或是机器,但通过良好的广告宣传、高品质的产品、更高效的管理等等人的因素,公司的盈利能力仍然能够持续提升。

对公司而言,这些都是重要的资产。

巴菲特举了B夫人的例子:“我宁愿与灰熊搏斗,也不愿与B夫人及其后代竞争”。正说明了优秀的管理团队对公司长期价值的重要性。

另一个例子是布法罗晚报。在1983年,布法罗晚报的经营状况有所改善,税后利润率超过了目标。巴菲特认为这份报纸的高“渗透率”是其经营良好的重要因素之一,衡量了它的特许经营能力。另外还有一些定性或定量的数据显示出布法罗晚报相比竞争对手更好的经营现状,比如新闻质量和诚信的因素,比如所谓“新闻洞”(这也是个有意思的指标)占比的指标。

这些数据都反映了管理层对公司经营的结果,虽然它们无法直接衡量公司的盈利状况,但毫无疑问,他们能够间接反映出公司盈利能力的变化,这种变化也会直接反映在公司的资产定价上。甚至,巴菲特在 1983 年股东信的附件最后提到,对于运营出色并能提供合理回报的企业,会计结果可以完全被忽略

另外,巴菲特还特地提到了一点,公司股票在市场上的成交价、成交量的大小,并不会影响公司本身的经营状况,也就更不会影响公司资产的内在价值。甚至由于股票的成交本身需要付出佣金,这种摩擦成本最后还是会转嫁给投资者,过度活跃的成交对公司资产以及投资者的收益只会带来负面影响。

如果从安全边际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判断公司的内在价值,来设定我们的安全边际。然而资产的内涵远比会计数据给出的要广,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投资者,对于大多数公司而言,通过充分的调查研究识别公司真实经营状况与会计账面数据之间的差别,就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了。

P.S. 在 1983 年信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细节,老巴提到了“news hole”(新闻洞),这个概念是 1982 年社会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才提出来的,意思有点类似现在的信息茧房,虽然老巴是专门在讲 news hole 占比对经营的影响,但我觉得另有深意,挺有意思。

尤其注意到 1983 年的社会背景:里根总统 1981 年上台,随后两年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1982 年黎巴嫩战争打响,美国出兵但陷入泥沼;1983 年,美国突袭格林纳达并取得胜利。以及,1983 年,里根总统开始下令彻查日本半导体的倾销问题。

另外,1983 年 IBM PC 如日中天,苹果公司的 Macintosh 刚刚发布(老巴写信的时候已经是 1984 年初,刚好是 Macintosh 发布会结束后)。

这些社会背景都预示着一场大的变革即将到来。

bookmark_border《科学:无尽的前沿》读后感

1944 年末,虽然二战还没有结束,但不论是在欧洲战场还是在东方的太平洋战场,德军和日军实力都已遭到重创。战争胜利曙光乍现,时任总统罗斯福已经开始计划战后国家战略的规划问题。

罗斯福总统给当时担任白宫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负责人的范内瓦·布什发了一封信函,希望能筹备一份关于美国科学政策的报告。

范内瓦·布什是工程师出身,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麻省理工大学工作,他在一战和二战期间担任了美国国家研究委员的顾问,直接领导了美国军方包括原子弹、军用雷达在内一系列黑科技的研发。

罗斯福已经意识到,虽然在战争期间美国的科学研究方面的水平突飞猛进,但这大都关于军事。由于战争,许多研究者其实都中断了之前的研究,而且当时在美国的许多科学家都来自欧洲或其他海外国家,现在战争要结束了,美国必须要在战后科学研究方面的政策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罗斯福总统主要关注的方向有四个:一是让实现科技军转民以及解决就业问题,二是如何推进医学和相关领域的研究,三是处理好公共研究和私人研究组织之间的关系,四是对科学研究人才进行规划。

第二年七月,范内瓦·布什回复的报告在二战结束前夕发表,就是这份《科学:无尽的前言》。

这份报告为美国二战后发展指明了方向。在这份报告规划的框架下,美国这几十年来取得了远超二战结束时候的成功,尤其是在科技领域摆脱了对欧洲的依赖,称霸全球。

在这份报告中,布什首先肯定了科学研究的地位。他认为科学研究会带来新知识,那是所有实际知识的源头活水。在和平时期,科学研究能给人们带来健康、带来更丰富的商品更多就业岗位等等,“一个依靠别人来获得基础科学知识的国家……其工业进步都将步履缓慢,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力也会非常弱”。

科学研究的本质,是人类对这个世界上知识的求知欲,没有任何人能够精确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

有意思的地方是,微软中国 CTO 韦青在评论中提到,战前的布什博士在军事技术上至少有两点判断错误,一是他大大低估了导弹技术的前景(也让钱学森有了回到中国的机会),二是他在战时拒绝给电子计算机项目拨款,因为他不相信电子计算机能很快的被制造出来。

不过工程师出身的布什博士非常清楚的知道人在科学研究面前的局限性,他不遗余力的坚持科学研究的独立性和科学家的自由。这份坚持非常不容易,毕竟科学研究只属于小部分人,大众很难理解政府将他们的税钱撒给一群没有目的不知道在干什么的疯子们。

战争的经验让布什意识到,科技的奇迹依赖基础研究,然而基础研究无法考虑实用性的目的。即使这与大众的期望冲突,他还是在报告中写道:“科学进步本质上依赖的是科学家无需考虑实际目的的自由基础研究。”

布什认为这种研究注定只属于一小撮聪明的科学家,他们主要存在于各大专院校中。

布什拒绝让政府领导科学研究机构,希望成立一个国家研究基金会,独立于政府,制定和推广科学研究的相关具体政策。政府的职责,是要成为大众和那帮精英科学家之间的桥梁。

布什的另一项设计,是专门设立独立于军事机构的军事科学研究的文职机构,把军事科学研究和士兵训练分开。

另外,布什实施了军事订货计划,让政府采购大学、产业实验室等机构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创建政府的实验室,这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催生了美国“军事-产业-大学”的铁三角联动体系

布什还认为科学研究成功要尽可能公开化,特别强调了科学研究成果的出版与和合作,专门成立部门帮助出版和交流科学研究的成果,以及研究成果的全球交流。

事实上,直到报告发表5年后的1950年,布什设想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才正式成立。政府被设计成了一个从事科普活动的角色,政府要投入并鼓励科学教育,培养科学研究人才,也要教导大众采用科学的思维方式,还要想办法采取措施让大众有能力领取弹药——享受科学家的研究成果。

另一个话题,是对科学本身范围的定义,除自然科学、医学外,社会科学是否算得上科学,在这一点上布什异常坚定的认为:“以牺牲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其他对国民福祉至关重要的研究为代价来发展自然科学和医学研究,这是一种愚蠢的想法”。

但是说归说,实际上布什还是将社会科学排除在外,理由是他认为社会科学在实践中与政治和政府联系太过紧密。

从这点可以看出来,排除政府对科学家的影响,是布什博士放在第一位的。

这种完全自由的研究环境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优秀科学家们。尤其是是在二战之后整个欧洲满目疮痍的情况下,为美国之后的科学研究工作奠定了宝贵的人才基础,可能这才是这项政策的最大意义所在。

这个框架也并不完美。如果熟悉苹果公司历史的话,一定会对加州的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有印象,Macintosh 的设计灵感就来自那里,激光打印机、办公室局域网、激光CD光盘等等一系列技术也都来自于这个实验室。这个著名的实验室,研究方向是“信息架构”,它正是政府资助的实验室之一。

实际上不论是乔布斯还是盖茨,对施乐实验室的评价都偏负面——一群很厉害的科学家,浪费了很多钱,搞出了一大堆炫酷但没什么用的东西。

这很有代表性,凡是政府出钱做事儿,就多少会效率低下。政府注重基础研究,自然就挤压了应用研究方面的资源。

在报告提出的 1945 年,科技水平并不发达,大多数应用类发明都还很原始,枯燥等待着基础科学的突破。但到了1960年代后,半导体和集成电路被发明出来之后,应用类的研究重要性就凸显出来。应用科学的研究开发,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基础研究。

在这样的背景下,应用科学的研究就只能依赖于那些私营企业,这类研究往往更加商业化,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与基础科学研究脱节。

政府资助的基础科学研究无法满足市场要求,私人资本只好自己来,但私人资本又离不开政府订单的帮助。

一个例子是 NASA 花了很多年,才得以让私有企业参与类似国际空间站补给任务的投标。2009 年,虽然马斯克创立的 SpaceX 的火箭发射效率远超过原先政府资助的那些火箭发射供应商,但 SpaceX 原先根本无法获得政府订单,后来还是在经过诉讼美国空军后,才得到了火箭发射的订单。

这种体制性问题制约了美国基础科学研究的能力,到 2015 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私营部门为基础研究提供的资金已经超过了政府。甚至在 5G 时代,美国在一些领域的研发能力已经开始落后中国(然后就开始了贸易战和科技战这样的手段)。

这种脱节也引起了美国学者的注意,199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的唐纳德·斯托克斯发表了《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提出强调应用驱动的基础科学研究。2016年,哈佛大学教授文卡特希·那拉亚那穆提出版了《发明与发现:反思无止境的前沿》,提出了发明-发现循环模型,直接对原来的框架进行了批评。

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科技公司也已经在美国经济有了极高的地位,知识工作已经成为了主流,而且私人资本无比壮大,基础科学研究似乎的确更加有机会与产业结合,主动掌握自己的方向而不是完全随机的“瞎猫碰死耗子”。

科学家需要自由,但同时政府需要方向。

2020年,美国出台了《无尽的前沿法案》,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支持中心从之前的基础研究和科学教育转向了支持关键技术领域的研发和支持区域技术中心的建设。政府希望更加定向去补贴特定的研究方向,这也是2022年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的出台以及对针对中国开展“科技战”的主要背景。

对科学知识的探索,需要自由的灵魂,这似乎是一件浪漫的事,但科技与军事息息相关,竞争总是刺刀见红的。

大众和科学家之间,总是隔着一层玻璃,但科学家最终也是普通人,而其他普通人也需要享受科学家的研究成果。

没有完美的方案,只有当下能运行的最好方案。

bookmark_border从汽车到互联网:制造企业管理体制变迁

从工业革命时期开始,人类有了先进的工具、有了代替人力的机器,生产力极大提高。问题也随之而来,人类该如何与机器协作,生产该如何被管理?从企业角度,这个问题直接影响生产效率,也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竞争力乃至生死存亡。

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管理逐渐发展成为一门非常重要的综合性学科——它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企业管理需要数学、统计学、概率论的帮助,也需要系统科学、信息科学、决策科学等知识,与此同时企业管理活动最终还要与人打交道,这又是一门人文学科,离不开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法学等方面的内容。

大批量生产模式

在20世纪初,福特将流水线模式引入汽车生产中,形成大批量生产模式,使得汽车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这种生产组织的方式也很快普及到各个行业,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标志。

人们发现,如果将异常复杂的商品制造工作拆解成若干项可以简单重复的标准化动作,然后安排给不同的工人进行大批量生产,再通过流水线组装,就可以让整体生产效率大幅提高,这就是大批量生产模式。具体来讲,在一条流水线上,管理者充当生产计划制定者的角色,拆分复杂的工作直到变成一个个相对简单的任务。如果某个任务依然复杂那就再次拆解,如此循环,直到每一个任务都分解不下去且可以由一个人熟练完成。这样形成了标准化的任务模板,接着管理者根据工作任务设计相应工作岗位,再针对各个岗位的工作内容培训工人即可。每个工人就像一颗螺丝钉,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作用,管理者的工作则是督促和检查员工的任务完成情况。

之所以这么做能提升效率,是因为标准化动作会大大降低工人的学习成本。以汽车这样的复杂产品为例,一个工人要学会所有环节的装配几乎不可能,但有了标准化流程,一个工人仅仅需要学习流程中的一个环节,这样培训大批量熟练工人就成为了可能。另外,电力系统基础设施的普及带来了自动化的生产流水线,这也大大减少了大批量生产中零部件搬运的成本,提升了生产效率。

在大批量生产模式中,管理者做了这么几件事儿:

1.拆分:将任务拆解并形成标准化的模板;2.培训:针对每个任务培训对应岗位员工;3.检查:督促和检查员工的任务完成结果。

这样的管理思想来自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科学管理系统,也叫“泰勒制”。泰勒认为企业管理是一门科学,企业管理者应该像科学家做实验一样去设计流程、岗位、劳动工具等,一线工人只需要机械的执行计划,流水线的发明将这种管理思想带来的效率提升发挥到了极致。

直到现在,如果去学习项目管理相关课程,最重要最基础的内容也依然还是“工作分解结构(WBS)”,就是这种管理思想的直接体现。

大批量生产模式解决了工业生产的效率问题,实际上它几乎就是“工业生产”的代名词。它十分有效,一诞生就变得非常流行,在两次世界大战过程中,不论在美国、英国、苏联还是在日本、德国,为了战争需求快速制造大量军械,这种生产模式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被发扬光大。在随后的战后重建中,大批量生产模式几乎成为了现代化工业生产的标志

回头看我们国家,20世纪90年代之前,在大批量生产和科学管理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一直比较落后。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是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我们曾经难以认同将企业员工明确划分为负责计划工作的管理者与负责执行工作的劳动者,而更加推崇工人阶级当家做主,还反过来经常将管理者的计划职能和剥削工人阶级联系起来。

质量就是效率

大批量生产模式的一个硬伤,是它在生产品质量上表现不佳。还是以汽车生产为例,通过工业化流水线大批量生产出来的汽车,质量往往比不上有经验的老师傅手工装配的汽车。

市场上的商品不再稀缺,质量更好的商品就成了稀缺品。战后尤其是50年代以后,市场开始追求质量更高,更能满足用户需求,有差异化商品。时代已经变了,社会生产率提高了,要在更加激烈的竞争中长久的活下来,生产质量才是下一阶段更重要的东西。否则,大批量生产出的垃圾产品,会严重影响企业的竞争力。

一件产品的生产过程参与的人越多,生产批量越大,出错的几率就越大。在大批量生产过程中,生产数量往往是考核工人的标准,这导致工人更有动力追求数量而非质量,甚至产品检验的步骤都会被刻意淡化,直接导致许多生产质量不过关的商品走下流水线。

为了追求更好的产品质量,有一小部分企业开始放弃流水线模式,哪怕成本高上几十倍,也要坚持“手工打造”。然而这不解决根本问题,为了在大批量制造中提升产品质量,管理者们还得想办法。

除此之外,企业还面临更大的挑战,“质量”这个词的含义也从单纯的好用、耐用,延伸到对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的持续满足上。“高质量”的产品,实质上意味着产品制造过程不再一成不变,它需要不断更新换代,需要更多的定制化,需要更多变化,从而更好满足市场需求。这些需求大批量生产模式都难以满足。

美国人威廉·爱德华兹·戴明(William Edwards Deming)是质量管理研究的先驱,被称为“质量管理之父”。他提出了著名的“戴明循环”,即“PDCA循环”。PDCA循环改变了泰勒制机械的“计划-执行”的做法,他认为生产管理过程必须不断地循环“计划-执行-检查-处理”四个步骤,不断地改进工作流程。他还简洁易懂的提出了著名的“戴明十四点”,阐明了企业全面管理生产质量的理论基础。

在历史资料里面,也许是因为战后的美国拥有太美好的市场,企业的日子太好过,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人戴明质量管理那一套理论并不感冒。反倒是地球另一端,戴明在日本受到了巨大的欢迎。日本制造业在战后的工业体系重建中,将起源于美国的质量管理思想发扬光大。这直接推动了战后日本工业体系的建立。戴明的影响力如此之大,直到今日,日本每年还会颁发“戴明奖”给那些全面质量管理取得杰出成就的企业。

除了戴明之外,同一时期在美国还涌现出许多质量管理大师,例如美国人约瑟夫·莫西·朱兰(Joseph M. Juran),菲利浦·克劳士比(Philip Crosby),日本人石川馨,田口玄一等等。在战后全球工业高速发展的几十年里,各种管理理论百花齐放,他们的理念总结起来大概有这么几点:

1.机械的“计划-执行”是不够的,生产流程必须不断改进,而改进的目标是“质量”2.质量改进最终是要让客户满意3.要让一线员工参与生产改进的过程,合理的选择激励机制,反对计件工作,鼓励员工把事情一次性做对4.利用统计学方法,信息化手段等管理生产过程

这些理念也成了后来几十年企业管理思想发展的主线。不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德鲁克就从更高的层面系统阐述了管理的全部过程,他管理思想主要观点包括:

  • 企业要有自己的使命,基于使命制定工作目标是企业管理者的重要工作
  • 未来知识工作将成为最重要的工作方式
  • 管理者应当主动协助员工,让员工取得成就感,而不是严格督导员工
  • 企业必须注重社会责任

德鲁克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并非简单地基于原有管理方法的改进,也不仅仅关注企业生产效率或者生产质量,德鲁克真正看到了知识工作的重要性,创造性的从企业的使命,企业存在的意义,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自己对企业管理的理念。

直到现在,企业管理的各种方法论层出不穷,但都没有脱离德鲁克提出的这些管理思想。德鲁克有一种把各种管理方法论一统天下的意思,当之无愧是“现代管理学之父”。

不仅如此,德鲁克的著作普遍浅显易懂,他的著作几乎所有对企业管理感兴趣的人的首选读物,强烈推荐。

可惜的是,德鲁克的理论似乎有点超前,这里只是个铺垫,真正被发扬光大要等到几十年以后信息技术革命了。

丰田生产方法

真正率先将先进的管理方法落地并用于工业生产制造的还是日本人。从1950年戴明把他的管理哲学带到日本起,日本工业界就在随后的几十年间不断地学习研究这套方法论。

同样生产汽车,在50年代最初的时间里,日本开始发展工业制造,但缺少美国人有的大量劳动力与成套的技术装备。正因为缺少充足的物资,当时还是汽车工程师的丰田英二和大野耐一摸索创立了独特的生产制造方式,后来逐步形成了丰田生产方法。精益生产的思想是丰田生产方法的精髓,它试着让汽车生产过程最大限度减少浪费。

对汽车生产线来说,最大的浪费是生产出不合格的汽车。与美国人靠大量劳动力流水线生产汽车的方式不同,丰田从一开始就想尽一切办法减少库存并持续改进每个生产环节的质量,尽一切可能确保每一辆从生产线上下来的车都是合格的产品。为了做到这点,丰田发明了一系列实用的工作方法。它助力日本汽车工业在1980年代开始超过美国,也帮助丰田也成为了全球第一大汽车公司。

“丰田生产方法”包含很多内容,主要有这些:

  • 追求长远的低成本,高效率,持续改进生产过程
  • 推行“拉”式生产代替“推”式生产,推行“单件流”制度,力图只在必要的时间生产必要的产品,减少浪费
  • 一旦发现问题,立刻暂停整条产线,全盘整改
  • 推行“看板”生产方式,工人根据看板内容组织生产,将生产过程可视化
  • 管理者必须亲临现场了解情况以做决策
  • 培养“多能工”,推行一人多岗,一岗多人
  • 将生产过程分成几个小团队,每个小团队通力配合,逐个优化
  • 工作内容标准化,并且持续改善每一个细节,推行“5W分析法”,针对每个问题都要问5次为什么

这与传统的标准化流水线模式大批量生产的理念有很大不同。它把质量放到生产管理的第一位,认为只有高质量才有长期的高效率和低成本。虽然看起来很麻烦,但一旦跑顺,生产效率就远超传统大批量生产模式

在传统大批量生产模式的流水线上,每个生产环节只关心自己的工作量,一旦生产完成就推给下一个环节不管了。由于这种“推”式生产思想会造成大量浪费,因此遭到了抛弃。

在丰田,只有下游工序提出订单需求,上游工序才按照需求组织生产——如果没有需求,就不要生产。这大大减少了原材料库存,以及随之而来的浪费。更重要的是,这种变化使得整条生产线对质量问题的追溯变得容易,由于管理变得更加精细,一旦发现质量问题,就可以立刻把整条产线停下来解决问题。这种做法被称为“单件流”,虽然在一开始产线的推进会很艰难,但是随着问题逐个暴露并被解决,生产流程变得成熟,效率就会几十上百倍的提升。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这种生产方法的一个重大转变是重新塑造了管理者和一线工人的关系。在以前,管理者和劳动者是割裂的,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首先想到的方法就是想尽办法提高和压榨工人的劳动强度,但这其实与企业最终目标是相悖的——对工人的过度压力造成了产品质量下降,严重的还会招致工人的反抗,长期看反而增加了生产成本。

在丰田生产方法中,一线工人才是对生产质量持续改善的最终实践者。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这个环节的工人都有权力叫停整条产线——实际上,他们才是权力拥有者。这么做是合理的,因为工人们掌握第一手信息,比坐在办公室里吹空调的管理者更了解实际情况。一线工人们了解的这些细节信息,正是企业追求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核心秘密。丰田生产方法的管理者们意识到,必须想办法发动一线员工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一同参与管理流程的设计,这是进一步优化企业管理的必须要做的事。

这一点实际上提高了对一线工人能力的要求。一线工人不再是螺丝钉,它们除了熟练完成自己岗位的工作外,还需要前后工序,甚至整个生产流程有更多的了解。在丰田生产方法中,也有一系列实践例如“看板”、“安灯”、“一人多岗”来帮助工人做到这些。管理者同样也被要求亲临一线,搜集第一手信息资料,对流程进行设计改进,去帮助一线工人提升工作效率。事实上,管理者成了向一线工人提供服务的角色,这种管理思想后来也被称为“向上管理”或者“仆人式管理”

除汽车产业外,日本的其他行业也借鉴学习了精益生产思想的管理理念,涌现出各种著名的管理方法。其中很多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例如从60年代起,京瓷集团稻盛和夫推行的夫阿米巴经营模式,侧重于通过小团队协作的模式,改进企业团队管理架构。到2000年之后,在消费品领域,无印良品社长松井忠三推行的“笔记术”,也帮助无印良品从濒临破产中重新壮大。这些都深深的带有丰田生产方法的影子。

日本能,美国不能

丰田生产方法和精益生产思想在日本发扬光大,但却没有在美国取得那么大的成功,到1980年代,日本的汽车制造业水平已经全面超越美国,日本汽车变得非常有竞争力,这直接体现在更好的质量和更低廉的价格上。日本汽车在美国大卖,美国底特律的汽车巨头们巨幅亏损。

1980年代,美国掀起了一股美国全面推行质量管理和研究学习日本企业的风潮。1980年,美国 NBC 播放了关于日本质量管理的纪录片《如果日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

美国汽车企业也进行了实践,但最终落败。1983年,通用与丰田在加州合资成立了汽车工厂NUMMI(就是后来卖给特斯拉的那个NUMMI工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詹姆斯·P·沃麦克(James P. Womack)曾在这家工厂进行了深入研究,在1990年出版了《改变世界的机器》一书,介绍丰田生产方法。

通用汽车后来还推出了“土星计划”,向丰田全面学习丰田汽车的生产方法以及精益生产思想,生产土星汽车。1984 年,通用汽车收购了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lectronic Data Systems,EDS),尝试通过信息化的手段管理与改善汽车制造流程。这些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效,在90年代后,土星汽车风头一度盖过丰田,不过好景不长,最终还是输给了丰田。到2009年,通用汽车破产,丰田成为了全球第一汽车公司。

回头来看,员工管理在美国是巨大的问题。不同于日本的终身雇佣制,美国工人更在乎个人利益而非公司集体,美国的工人与公司的利益绑定并不明显,反而美国的工会经常站在企业的对立面,这使得美国员工难以接受管理者的放权,习惯于只做好自己“职责内”的工作,更不愿意无条件增加工作量。在推行精益生产后,员工满意度迅速降低,这也导致企业成本居高不下。

不仅仅在美国,就算在德国,汽车行业也醉心于研究高科技机械设备,忽视了管理制度的重要性,德国工厂僵化的管理结构和等级制度让企业完全没有推行精益生产的动力。似乎丰田生产方法一出日本便水土不服。

虽然丰田生产方法没能在美国取得成功,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这边也逐渐形成了“六西格玛”,“TOC理论”等管理思想。以通用电气为标杆的美国公司在90年代大力推广六西格玛等方法,提出了DMAIC即“定义-测量-分析-改进-控制”的方法等等。

敏捷思想

与顽固不化的美国底特律汽车企业不同,对精益生产思想吸收最深的,可能是美国的高科技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1990年代时候,美国已经发展出一大批例如IBM,英特尔,微软这样的科技巨头。随着这类公司的壮大,他们在企业管理制度上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类公司中几乎所有员工从事的都是知识性工作。公司并不通过体力劳动创造产品,而是通过分析和运用知识,产出代码、服务等看不见的知识产品获取商业利益。这里不得不再提到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几十年前提出的未来“知识性员工”的概念,这时候已经完全变成了现实

随着软件产业的迅速发展,美国硅谷涌现出了一大批创业公司。这些创业公司的工程师们从事全新的知识密集型工作,又没有传统大公司的束缚,于是在工作中开始了各种管理方法的探索。这其中著名的包括1991年由计算机顾问詹姆斯·马丁提出的快速应用开发(RAD)过程模型,首先提出了“小组迭代”的概念。

在1993年,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前美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杰夫•萨瑟兰(Jeff Sutherland)从日本管理学教授竹内弘高和野中郁次郎的“橄榄球”管理方法中进行总结和发展,形成了Scrum方法,Scrum方法系统描述了跨职能小团队在系统开发中工作流程和实践,直到现在也是主流实践之一。

90年代末,Alistair Cockburn提出水晶方法论,针对不同的项目需求场景和团队大小,提出一系列可选择的管理策略和模式。还出现了极限编程(XP)概念,更加激进的提出了小团队协作开发的核心实践。整个90年代是科技企业迅速发展和以软件开发行业为首的知识类企业的管理思想百花齐放的时代。

直到2001年,17位软件开发业界人员一起聚集在美国犹他州Snowbird滑雪场,经过为期三天的讨论,制定并向全世界发布了行业历史上最重要的文件:《敏捷宣言》。正式提出了敏捷思想和敏捷开发的理念。

敏捷宣言出人意料的短,一共只有8行文字:

•我们一直在实践中探寻更好的软件开发方法,•身体力行的同时也帮助他人。由此我们建立了如下价值观:•个体和互动 高于 流程和工具•工作的软件 高于 详尽的文档•客户合作 高于 合同谈判•响应变化 高于 遵循计划•也就是说,尽管右项有其价值,•我们更重视左项的价值。

同时发布的,还有《敏捷思想的十二条原则》,主要内容包括:

  • 持续不断的让客户满意作为最重要的目标
  • 在产品开发的全过程都拥抱需求变化,确保掌控变化
  • 缩短交付周期,不断更新迭代产品,与客户紧密合作获取反馈
  • 开发业务人员紧密合作,鼓励面对面交谈传递信息
  • 可工作的交付产品是度量开发进度的首要标准
  • 团队定期反思如何能够提高成效,持续改善

敏捷思想几乎就是丰田生产方式的软件公司版,没有了物理生产线的束缚,敏捷思想对于“持续改进”、“扁平化管理”的追求更加极。在随后的20年里,伴随着美国的科技公司快速发展普及,到今天敏捷开发已经成为了主流,成就了包括Google、Amazon、Facebook在内一大批极其优秀的世界级大公司,于此同时,中国的新兴互联网公司包括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美团等也都无一例外的推行敏捷开发的管理模式。

敏捷思想很快也被美国主流所接受,并在美国企业尤其是科技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早期的敏捷方法大多用于小型的软件开发团队,但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和更新,代表美国项目管理知识体系的PMBOK在2017年的第六版更新中也增加了关于“敏捷”的描述,“敏捷”已经成为了主流的管理知识框架一部分。同时,敏捷方法本身,也从早期概念性的几句原则概述开始不停进化,出现了比如“大规模敏捷框架(SAFe)”这样能够应用在大型企业的敏捷实践方法,并在联邦快递、雪佛龙等大型传统公司开始尝试落地。

超级生产

有没有可能,把敏捷思想再次用到汽车制造上呢?马斯克也是这么想的。

作为新兴汽车公司,2003年才成立的特斯拉第一次把敏捷思想应用在了汽车产业。虽然伴随着巨大的争议,但仅仅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今天特斯拉还是成为了全球市值最高的汽车公司,一举成为全球第一车企,它成功了。

仔细思考丰田生产方式,你会发现丰田所做的一系列改进,其实都是早期的生产线信息化建设。不论是拉式生产,安灯系统,看板管理,还是持续改进,本质上都是在优化解决生产流程中的信息沟通的问题,积累经验提升质量和效率。只不过,在几十年前没有先进的信息管理系统的情况下,丰田将员工当成了一个个人肉计算节点,使用简单的黑板、便利贴之类的辅助工具,人肉进行信息管理与优化,也正因为这样,丰田生产方式非常依赖员工能力。

美国人不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美国人一直希望通过先进的信息化手段来代替人解决问题。前面提到过,在1980年代通用汽车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生产过程信息化建设,不过没有带来明显的经济利益。这一轮信息化不成功的原因非常多,最大的原因可能还是计算机和网络等信息技术远远算不上成熟,再加上“传统势力”的强大,推广阻力非常大,这些都使得信息化带来的效率提升有限,甚至无法覆盖信息化初期的巨大投入

特斯拉就不同了,互联网创业背景的马斯克加上出生于21世纪的特斯拉,天生充满了互联网的基因。特斯拉从一开始就将以信息化为基础的高效制造放在第一位,甚至为实现这一点,连传统汽车的设计架构与制造流程都给颠覆了

特斯拉使用一系列新科技完成了丰田生产方式所追求的东西:丰田采用看板解决“拉”式生产的流程管理问题,特斯拉在一开始就自研了完善的生产管理系统;丰田采用安灯系统解决生产线质量控制问题,特斯拉建立了一套数字化质量警报系统监控产品质量;丰田追求单件流零库存,特斯拉则建立了超大型整装工厂,将所有汽车组装步骤放在同一工厂内,还尽可能提高工厂密度,并且直接让送货卡车对接自动化生产线,真正实现零库存。除此之外,特斯拉还大量利用机器人、AGV搬运车,最大限度减少工人在产线中的作用。

这一切形成了超级生产,超级生产的一切都来自数字化,工厂数字化,生产数字化,知识也数字化。一旦被数字化,生产效率的提升工作就成了软件开发工作。

回顾历史,在大批量生产模式时代,管理者被引入,在丰田的时代,管理职能被分散到了一线工人身上,这种变化提升了知识管理的效率。随后,由于汽车行业的顽固不化以及技术限制,我们将这种灵活的企业管理体制从制造业中剥离出来,形成了敏捷方法,它被应用于互联网和IT行业,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最后,伴随着技术的飞速进步,特斯拉又成功的将这套管理体制以数字化的形式带回了制造行业。

可以想象,未来随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普及,未来不仅仅是特斯拉,各行业都有机会迎来“超级生产”的转型。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bookmark_border制造些美妙的东西——《Make Something Wonderful》全书翻译

翻译这本书

今年 4 月份,Steve Jobs Archive 放出了一本免费的电子书《Make Something Wonderful》,收录了乔布斯生前的各类采访、讲话、邮件等等一手资料,很多资料都是第一次公开(https://stevejobsarchive.com/book)。

我作为乔布斯的老粉丝已经快 20 年了(靠,乔布斯去世都十多年了!),自然不能错过这么好的东西。

我花了些时间,认真翻译和读完了这些资料。(链接在文末)

不敢说质量多高,看懂是没什么问题了,感谢 ChatGPT 和其他翻译工具。

记录几点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

管理公司

乔布斯多次提到,作为 CEO 只有三项工作是最重要的:第一,招聘;第二:设定大方向;第三:激励和说服。

这就是一家顶级公司的 CEO 最重要的工作。

人是第一位的,他甚至提到,当他开除老员工时会感到非常不安,因为被开除的员工将很难面对自己的家庭。不过解决方法并非不开除员工,而是要在招聘的时候加倍小心。

作为管理者的乔布斯,对“目标”这个东西看得很重,目标是价值观的体现,一个团队必须有统一的目标。至于怎么到达目标,那是年轻人的事情。

这不禁让我想起那句话:“寻找最优秀的人,把他们放在蜜罐里,然后用鞭子抽!”

商业与战略

早期的乔布斯可能跟我们身边很多人一样,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又聪明的毛头小子,但后来有非常大的变化。

尤其是从 NeXT 公司再次回到苹果的乔布斯,心智变得成熟了许多,商业经营管理上的知识也丰富多了

苹果公司后来的战略决策,比如砍掉多余产品线,保持产品专注,又比如将制造业务外包出去,降低成本;比如主动与微软合作,结束敌对关系,建立生态;再比如对品牌价值的重视等等,都与乔布斯在商业竞争战略上的思考是分不开的,很多也都来自于他在 NeXT 时期的思考。

另外,斯坦福商学院经常会邀请乔布斯回去做讲座,乔布斯后来的妻子就是曾经在一场讲座上坐在第一排听课的学生。(NeXT 时期以前的乔布斯,私生活那可是相当混乱的……)

热爱

细细品来,乔布斯的很多思想跟巴菲特以及芒格的思维方式非常相像。它体现在对商业模式和竞争优势的深思熟虑上,更体现在对一个公司的使命,公司中每个人的使命的态度上。

乔布斯多次提到,对于苹果公司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搞清楚“我们是谁”,苹果曾经的衰落正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认识。

对于作为个体的人也一样,一定要尽早跟随内心找到自己的定位,想清楚“我是谁”,然后沉下心来将这个属于自己的事业做到极致,做出改变世界的产品。

做这一切的理由,并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让自己在世界上留下些什么,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深深的感激之情 —— 这是一种称之为“热爱”的东西。

热爱,是一种类似于信仰的感觉。冥冥之中的使命,你会不由自主去完成它,花一辈子时间去做它,一直做到极致(这让我想起了巴菲特经常挂在嘴边的“B夫人”)。

这也正是书名“制造些美妙的东西(Make Something Wonderful)”所要表达的东西。

随手记录灵感

邮件是乔布斯日常最重要的通讯工具,也是乔布斯的笔记软件。乔布斯经常把邮件当备忘录用,记录当下想到的东西,一些著名的演讲,背后都有不少邮件草稿。

公司有大大小小的事情发生,乔布斯都会随手发出全员邮件通知大家,大到公司被收购,小到周末举行的一场舞会。

当然,现在我们有了更多强大的工具,不过把灵感随手记下来这件事,仍是值得学习的好习惯

为了“其他人”

乔布斯在很多场合都提到,苹果公司制造产品是要造福“除了我们之外的其他人(the rest of us)”,苹果公司的工作是让全世界的“其他人”都能享受到我们的产品带来的好处。

在乔布斯眼里,作为用户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用户不应当没有职业之分,没有聪明和愚蠢之分,甚至没有年龄之分,每个人都有权利使用苹果的产品,享受科技带来的好处。正因为如此,苹果产品必须足够简单好用才行,这也正是苹果这家公司的使命和价值观。

这种利他的价值观已经深入苹果每个产品的骨髓,也正是苹果产品能够如此成功的核心原因。

看书

翻出一张在十多年前乔布斯去世时,我专门前往苹果店拍下的照片。

谨以此,再次怀念乔布斯。

如果你有兴趣,直接点“阅读原文”看书吧。

bookmark_border《金融投机史》阅读随想

一、作者与背景

《金融投机史》的作者是英国人爱德华·钱塞勒(Edward Chancellor,www.edwardchancellor.com),他是一名出色的财经记者,曾在剑桥与牛津大学研读历史,后来进入金融行业,主要从事全球策略方面的研究。作者出版了好几本财经相关的书籍,近年来专注写作,已经成为了一名全职作家。

这本书整理了发生在这个星球上的重大投机事件,包括著名的郁金香泡沫,南海泡沫、英国政府债券泡沫、运河以及铁路的狂热、美国的投机泡沫,包括 20 世纪初那场著名的大萧条。除此之外,作者对于美国在 80 年代经历的经济泡沫以及 90 年代日本经历经济泡沫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这本书写作于 1990 年代,那个时候东南亚金融危机、纳斯达克科技泡沫、以及后来的环球金融危机都还没有发生。可以想象,如果现在让作者再来为本书写一部续集,也会很精彩。

这本书原版书名是:《Devil Take the Hindmost: A History of Financial Speculation》,主标题“Devil Take the Hindmost”是一句俚语,大概是“落后者遭殃”的意思。这句话精准点出了所有投机游戏的共同特征,即投机是一场零和游戏,在一场投机游戏中你会看到无数鸡犬升天和飞黄腾达的人,但总有那么一批(往往是一大批)落后的跟风者会得到很惨的下场。

在这类历史研究类书籍中,作者其实并不会轻易展现自己的观点与立场,仅仅从客观的上帝视角去整理史料,用文字还原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历史就在那里放着,作者只是搜集资料,整理好,然后把素材放在那里。至于如何评价,作者也只是会搜集更多持有各种不同观点的评论意见。

作为读者,一方面可以有任何自己的判断和感受,没有对错,另一方面,通过文字去感受其中那些故事的细节可能比囫囵吞枣的了解故事梗概更加有所收获。这也都是阅读这类历史研究必不可少的事情。

二、赌徒

投机源于贸易,贸易原本基于物流,但除了赚取地域之间的差价之外,人们发现从事贸易活动还可以赚到时间上的差价——如果在丰收的季节囤积货物,并在短缺的时间里将货物的卖出,就可以完全通过交易而不是生产来赚钱,而且人只需要“躺着赚钱”。这完美的迎合了人性中的某些部分,投资行为随之流行起来,随之而来的还有投机

我现在越来越坚信,单从赚钱和娱乐的功效来说,投资和投机都很容易让人沉醉其中,而且单从行为上看,投资和投机难以区分。投资这件事儿,就像一锅在野外炖的肉汤,你不可能百分百避免灰尘落入其中。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何况你还可以选择去吃那一锅更干净一些的。但是,如果沙尘暴会来临,你就会很难分辨眼前的美味肉骨头是不是已经落满灰尘而不能食用了。

投机无处不在,投机者也无处不在。1688 年出版的《混乱中的困惑》一书,把 17 世纪荷兰的交易所内投机者的形象描述为:“他犹豫不决,拿不准怎样才能万无一失地确保获利;他啃指甲,拽手指,眼睛闭上又睁开,踱了几步,自言自语了几句,然后手捂脸颊,好像犯了牙痛一样,同时又故作镇定,伸出一根手指揉搓脑门;这一切都伴随着难以理解的咳嗽,仿佛这能带来好运一样。”乍看之下,这说的分明就是赌场,然而细想,今天的金融市场中这样的投机者也依然不少。

不论哪个时期,政府都不喜欢看到自己国家的金融市场充斥着这样的投机者。1720 年英国通过了《泡沫法案》,从此公司发行可转让的普通股行为就成非法的了。

《泡沫法案》简单粗暴的封禁断了那些做白日梦的赌徒的发财梦,但它也的确促进了人们把精力放在发展上。回头来看,在随后禁止炒股的几十年里,工业革命发生了,社会生产力大幅提升。高速发展的社会与繁荣的经济似乎让大家已经忘了商品投机的那些陈年旧事。

不过这并非故事的结束,而仅仅是开始。

三、新技术

经济学家熊·彼特注意到,大多数的投机泡沫,都伴随着新产业、新技术等新机会的出现。在新的机会面前,人们不爱泼冷水,而是显得好奇又无知,尤其是早期新技术刚刚开始向人们一遍遍展示出它的威力时,人们就会普遍从心里相信自己看到的“魔法”。人们普遍相信,新的技术会给我们带来很高的收益,这种相信很快就会变成一种盲目的高估。

工业革命在英国取得成功,推进了英国现代化的进程。人们立刻开始憧憬这种进步会跟随者殖民者的脚步走向全世界,比如南美洲。当时的南美洲被描述为一个虽然落后,但资源丰富且遍地是黄金的地方。人们相信英国科学技术的加入,能够获得无穷无尽的财富。毫不意外,这又带来了一次空前的投机泡沫。

另一方面,虽然《泡沫法案》禁止人们交易公司的普通股,但投机需求让人们很快就找到其他用来投机的筹码,比如政府债券,虽然载体不同,但炒作过程一脉相承。《泡沫法案》事实上成了一纸空文,100 多年后的 1825 年,《泡沫法案》在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旗下被废除了。

与 17 世纪大不相同的是,与那些“纯赌徒”比起来,后来的投机者刚开始是真的相信那些他们投资的新技术能够颠覆和改变世界的,并且,那些新东西也的确改变了世界,但只是大不如预期罢了。

经济自由加上科技飞跃,人们的财富迅速积累,很快就带来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故事。随着泡沫法案的废除,投机者变得异常活跃。客观上,投机者们的确为社会发展提供了需要的资金,当时的政府也不确定是否有需要遏制投机,面对疯狂的投机风潮采取了暧昧的态度。首相利物浦勋爵在上议院讲话说:政府承认在商业国家里大量的投机不可避免,而且只要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政府也很清楚,这种投机精神就能带来很多利益。(插一句,像不像现在的某些政府对加密货币市场的态度)

政府暧昧的态度让投机者更加肆无忌惮。18 世纪末运河的出现,带来了投资新运河的巨大机会,半个世纪后铁路的出现更是让人们的情绪达到了高潮。新的事物一波接一波来到这个世界上,人们兴奋不已。对于铁路普及带来的巨大影响,当时的报纸曾写道:“我们有理由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整个世界将成为一个大家庭,说同一种语言,遵守同样的法律,崇拜同一个上帝。”

现在来看,这种极度乐观的氛围在随后的几百年中反复出现,不但出现在英国,也出现在欧洲、美国以及亚洲的日本或是中国。在面对钢铁、石油、电力、计算机、互联网,哪怕现在在看到 AI 对人类生活的巨大潜力时,我们依旧不时会听到类似的评论。

四、监管

在大洋另一头的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以后,一切都是崭新的。新的国家、新的市场、新的市场,以及各种新的技术。在 19 世纪,铁路、钢铁、输油管道等科技发明迅速普及,外来人口持续增加,都推动着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也给投机者提供了绝好的竞技场。

即使到 1873 年,随着美国的铁路投资开始过剩,金融市场开始出现危机,经济也开始萧条,但没过多久,电气革命又到来了。在铁路建设和电气革命的多重推动下,投机狂潮依然继续,“接着奏乐,接着舞。“

人们十分担心金融危机的到来,但没有历史的束缚,美国的投机者们花样更多,路子更野,这一切都在自由经济的大旗下显得并没有什么不合理,”适者生存“是每一个美国投机者的信条,美国就这样成了投机家的天堂。

这段时间里,或许因为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连续的科技爆发,人们大概觉得一切投机泡沫都会被新的浪潮所掩盖,这种盲目的乐观一次次的出现。直到 1920 年代,一战后的美国国力大增,汽车工业的发展也把整个美国的资本市场带到了最高潮,一切都那么美好,增长似乎无穷无尽。

在 1929 年大萧条到来之前的几个月,《大繁荣时代》一书曾经这么描写:美国已经不再有贫穷和劳苦,新科学和新繁荣创造了神奇的新秩序:道路上挤满了汽车;天空被飞机遮蔽;高压线翻山越岭,用电力驱动着上千台节省人力的机器;过去的小村庄现在高楼林立;庞大的城市由钢筋和混凝土筑成,市内交通车水马龙,打扮时髦的红男绿女挥金如土。“

但到 1929 年,人们终于迎来了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危机。又一次,高速发展的社会与繁荣的经济似乎让大家已经忘了商品投机的那些陈年旧事。20 世纪 30 年代的巨大危机终于让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者意识到投机泡沫的可怕,他们最终选择了放弃自由经济的大旗,开始系统反思如何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健康的金融市场。

这种背景下,许多政客、学者以及资本家们都做出了行动。罗斯福“新政”开始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引导,股票市场开始建立起一系列规则,SEC 于 1934 年成立,证券法被颁布出来,上市公司被要求定期披露财务报告。凯恩斯发表了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强烈抨击投机者。还是在 1930 年代,格雷厄姆编写出版了《证券分析》,开始讨论区分投资与投机,价值投资的概念也诞生了。这一切最终促使了现代金融市场的形成。

在经历了 300 多年的波折后,人们终于意识到,这个社会需要的是一个有监管的资本市场。监管的出现,的确让金融市场变得健康了许多。强制信息披露与价值投资体系的发展,遏制了人们在面对新技术产生时的盲目性,这似乎也成功避免了大萧条那种事情的再次发生。

五、信息

故事依然没有结束,新的故事才开始,到 20 世纪,信息技术又带来了新的变化。

早在 17 世纪的英国就已经出现了”交易胡同“,这是专门用于交换金融信息的场所。人们很早就已经开始意识到信息交换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早期的信息交换大都要靠人力,1897年,道·琼斯公司开始通过电报收报机发布财经信息和股票行情,从 20 世纪开始,电报、电话、收音机、电视机,直到计算机、互联网等等的出现,都大大提升了信息交换的效率。信息技术革命对整个金融市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从表面上看,信息交换效率高了,对市场应该是大好事,比起两百年前,现代市场的价格会更快的反映出公司价值的变化。信息技术明显让市场变得更加有效。到 1970 年代,距离大萧条已经过去了一代人的时间,战后的和平与经济的高速发展,加上信息技术的普及,有效市场的学说开始流行起来。

按照这种说法,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完善的监管与信息发布机制,那么市场反映出的一切都应是有效和理性的。有效市场的支持者们认为人是理性的,之所以会产生那些投机泡沫自有原因,比如过去人们没有能力得到正确的信息,比如过去的公司存在欺诈和发布假信息,这才让人们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人们在大萧条的阴影中生活了几十年,一直痛恨投机。但在有效市场思想的指导下,市场投资者不再有意义,一个经典的故事说明了这一切:一位金融学教授和他的学生在街上发现一张 100 美元的钞票,学生正准备弯腰去拾起它时,教授却说:“别费劲了,如果它是真的,早就有人把它捡走了。”。

市场上的变化是金融衍生品大量出现,既然公司股票没有投资价值,那么要想从资本市场赚到钱,就要去寻找一些“超越市场”的机会,通过信息差和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在市场上套利似乎成了唯一的获利手段。复杂难懂的金融衍生品正是玩这种套利游戏的好工具。从 1980 年起,所谓金融创新带来了无数的金融衍生品,很少有人能把他们彻底搞懂。

不论如何被设计,这些金融衍生品本质上还是一些赌注,它的确能起到一定对冲风险的作用,但它很快又成为了另一种更好的投机工具。与此同时,它还解决了大量华尔街白领们的就业问题——如果市场是有效的,那些股票经纪人们岂不是要失业——而贩卖复杂的衍生品或者依靠那些高深莫测的数学公式赚钱,成了高材生们在华尔街的好工作。

有了这些工具,公司经营似乎已不再重要,信息差才是赚钱的唯一手段。在1986 年,花旗公司的总裁沃尔特·里斯顿(Walter Wriston)宣称:“信息本位已经取代金本位成为世界金融的基础”。这么说固然没有错,但市场上的玩家们可能过高的估计了自己通过信息差获利的能力。这导致“投资”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套利”,套利者被包装成数学高手、计算机天才或者是自带光环的神童了,显然,这只是经过包装的投机。

由于年代问题,书中只写到了 1987 年的美股崩盘,这次崩盘也让市场看清了投机者们非理性的一面。在关键时刻,发达的信息技术不仅没能让市场中的玩家们变得更理性,反而会加剧了非理性行为的发生。

不过,市场对于这些投机游戏依然乐此不疲,我们现在知道,衍生品泛滥叠加其他很多因素最终还造成了影响更加深远的 2008 年环球金融危机。直到现在,各种量化套利等通过信息差套利的策略仍旧有相当的市场。

六、未来

实际上,如果仔细观察 90 年代的日本经济泡沫,我们会发现它的成因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懒惰和一夜暴富的心理,对新技术的过度高估,市场中的欺骗和假信息,越来越多的投机手段,那些玄学一般的数学公式,还有信息技术手段的飞速发展,等等这些一切叠加在一块,使得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金融投机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而且,这个时代的投机泡沫已经成了关系到国家社会经济稳定的大事。现在的投机泡沫已经不仅仅是某些投资品的价格变动。它往往会带动民生的方方面面的价格波动,包括货币汇率、地产价格、物价水平等等。发达的信息化工具让所有金融产品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不论是日本经济泡沫还是环球金融危机都是这样,这也让金融投机本身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捉摸。

也正因如此,投机泡沫有时候还会变成了一种对付敌人的金融武器,人们甚至会为了某些目的人为制造泡沫。

每当思考起关于投机的话题,我都不时想起李录“投资的康庄大道冷冷清清,旁门左道车水马龙”这句名言。古往今来,投机始终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发展,从来没有消失过,未来也不会消失。

投机的历史,既是金融和市场发展的历史,也是人们对抗自身的历史——一方面,理性的政策制定者都反对投机,另一方面,在每次投机热潮来临时,人们又忍不住加入进去。即使每次投机泡沫都会以一地鸡毛结束,人们也会好了伤疤忘了疼,隔一段时间又让投机泡沫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