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一下关于游戏这个词儿的翻译，英文的”Game”的内涵比中文里游戏更丰富，除了通常意义上的游戏，一般还包含“博弈”一层意思。
因此，从中文视角看起来，这本书里的“游戏”一词经常一语双关，既代表那种非真实的、纯玩儿的“游戏性”的事情，也包含例如战争、商业等对抗性的博弈，也就是那种正儿八经的严肃的“正经游戏”。
即使这样，中文的“游戏”这个词儿的翻译也是合理的，如果把这个词儿都换成“博弈”，又少了游戏这一层意思，如果有的地方用游戏有的地方用博弈，可能只会更加混乱。不论如何，在理解作者意图的时候，要始终记得此游戏不仅仅是游戏。
第一章内容是全书的大框架，从第二章开始，作者以有限和无限两种游戏的视角切入，试图理解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第二章讨论的是关于社会治理的话题，这个话题不免宏大，作者写的也是各种绕来绕去，以下仅代表个人思考，很多地方并不确定是否与作者原意保持一致。
权力和文化的产生
不论哪种游戏，参与群体都是重要的要素。群体合作必不可少，那么群体之间如何合作就值得讨论。
在有限游戏，群体会产生权力，权力是有限游戏中参与者的群体治理方式。我们生活的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有限游戏，自然产生了政治权力。权力产生的目的是维持游戏秩序，从而对游戏的参与者进行控制，让游戏得以持续进行。
由于有规则门槛，有限游戏在某一时刻必然有有明确的参与群体，这些参与者们正因为通过了明确的严肃的门槛考核，才够资格成为了参与者。然而，这种严肃的门槛与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是违背的——这是一种让人不自由的枷锁。
在有限游戏中，胜者为王，权力是胜利者制定的，获得权力胜利者还能够制定更低一级游戏的规则，低一级游戏的参与者，必须始终执行贯彻这些规则。
想想一个金字塔架构，权力自上而下，上层权力拥有者保护着下一层的权力拥有者，同时制定下一层游戏规则，整个世界的权力秩序被这样维护着。
权力的拥有者，他们本身也是游戏玩家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拥有者必须考虑使用一些规则让人们觉得更加“好玩”，从而让有限游戏持续进行下去，这也是让游戏变得更加好玩，或者说更加“游戏化”的根本动力。但别忘了，“游戏化”并不是有限游戏的初衷。“好玩”它只是组织者的一点小伎俩罢了，通过好玩让游戏持续进行下去也并不是游戏的目的，游戏进行的目的最终还是用来为选拔胜利者服务的。
这些胜利者又会成为新的权力拥有者，他们又会重复之前权力拥有者干的事情。这些小伎俩就是在社会群体中的政治权力，每个有限游戏的参与者深陷其中，无法避开。
相比起身处权力之中的有限游戏参与群体，无限游戏的参与群体就显得更加模糊和自由。无限参与群体们跟着规则的变化，每时每刻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没有边界的，也无法追踪。也就是说，无限游戏中并不存在集中的权力，或者说群体并非由这种集中的权力所控制。
如果说权力代表了那些人们被灌输的那些必须做点什么，才能不被社会排斥的事情，那么文化就代表了无限游戏参与者们自发的愿意做点什么的结果。
文化是无限游戏中参与者的治理方式，文化是自下而上，没有边界的，也没有强迫性。但文化经常是参与者之间自发合作形成的，是彼此之间的默契，没有强迫性，但大家形成类似的行为模式。
文化没有边界，在社会中，并没有谁有权利控制文化的演进，文化包含的行为模式并没有固定规则，它时刻都在变化。有时候，权力拥有者会主动引导文化的演进方向，其实那并不是真正的文化。
文化是超越社会存在的，社会仅仅是组成文化的一部分，它能够引导的也只是文化中的一部分，就像无限游戏中存在一个个有限游戏一样。
权力利用规则对行为模式进行控制，它告诉游戏参与者们某些固定的行为模式，仿佛这些行为模式就是游戏参与者与生俱来的宿命——你想在游戏里玩下去，就必须遵守它们。因此，一个社会中某些历史发生过的事儿必然不断重复，就好像几年一次选举一样周而复始。
文化则不是这样，文化会一直在演进，更多关于创造和变化。历史发生过的事情仅仅是历史，未来也许还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但那将是全新的事情了。就好像刘慈欣过去写了一部《三体》，未来会写其他的小说，它们彼此关联，但一定不会再写一部三体出来。
即使行为模式一直在变化，我们依然将其看作是一种文化而非多种文化。文化这个词正是把这些似乎不相干的行为连接起来的纽带，文化就是这些行为模式的传承载体本身。
总的说来，权力是不变的，一旦更改规则，就成为了另一种游戏，但文化是可变的，再怎么被改造，还是同一种文化。如果说权力是钢铁，那文化就是水，上善若水。
社会中的财产
有了权力，就有了财产。社会中的财产，是有限游戏里的一种头衔罢了，就好像你过去完成了一些小游戏，获得了一些积分。财产的存在，使得有限游戏的胜利头衔变得可见、可计算、也可以比较，财产是头衔的标志。
但是财产并不等于头衔，头衔是内在的，头衔来自于有限游戏参与者的认可，头衔的转移、继承都需要相关所有参与者的认可，可以理解成头衔存在于游戏参与者的思想之中，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具体的结果，财产的转移需要许多参与者共同认可。财产则简单得多，财产的转移只需要按照规则更改就行了，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操作，财产只是个积分罢了。
可以这么理解，你的头衔代表了你为这个社会真正创造的价值，如果要将头衔转移给别人，你得昭告天下，还得让天下认可头衔的转移。你的财富仅仅是你账户里的钱，转移给别人，转账就行了。
这种治理模式，来自社会中最高权力拥有者，他们通过制定游戏规则，来确认你对这种财产的持有。
人们往往认为，积累足够多的财产就能够让人在游戏中获胜。但如果深入想想，似乎并非如此。人们对财产的拥有需要靠社会强制力保护，强制力来源于游戏规则，游戏规则是游戏获胜者制定的。也就是说，积累财产就能在游戏中获胜的想法搞错了因果关系，是因为游戏获胜才获得了强制力从而获得财产，而不是因为获得财产才在游戏中获胜。
财产其实可以被看作是参与游戏获胜的一种补偿，也只有游戏获胜者，才可以通过制定规则，形成社会强制力，让潜在的小偷、强盗、包括政府无法通过偷盗、抢劫或者征税的手段夺取你手中的财产。
拥有财产还是一种很矛盾的事情。别忘了大多数人拥有财产的目的其实是消费和享乐，俗话说花掉的钱才是真的钱，真正衡量财产的有效指标其实是消费。你只有把钱花掉，通过消费控制别人的注意力，改变别人的行为，才能证明你财产存在的真实性。
财产与头衔有时候会不那么匹配，比如一个很有地位的大佬账户上的钱就可能一夜之间被小偷偷走，比这个更可怕的是小偷偷到了巨额财产以后，如果不能让其他的游戏参与者信服，那么未来的游戏胜利者就很可能制定新的规则夺走小偷手里的财产。
这一点，给财产拥有者带来了巨大的不安全感，不论你是大佬还是小偷，只要你是财产拥有者，就免不了这种焦虑。唯一的办法是持续的赢得新的游戏，成为新的游戏胜利者，才能保护好自己的财产。
在战争年代，赢得游戏的方式可能是战争，在和平年代，赢得游戏的方式就是不断讲故事（广义上，战争其实也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通过讲故事让其他游戏参与者都认为你的头衔和你拥有的财产是匹配的，通过讲故事，也让其他参与者寻找到更多获取财产的可能性，也就不来觊觎你的财产。这正是文化的力量，换句话说，避免竞争最好的办法，就是试图让与竞争者一起不断地开拓新的领土，打破有限游戏的边界。
财产只是社会治理工具，对个人作为身外之物，别看太重。如果局限在社会这个有限游戏里，拥有财产可能并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社会与文化的对抗
在一场文化的无限游戏中，社会就像一出剧情，参与者们各自饰演自己的角色。个人财产其实是由这出剧情保护着的。还是那句话，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演员，有限游戏中演员。
社会拥有自身的文化，但容易让人产生文化是社会一部分的误解，实际上相反，社会才是文化的一部分。由于社会只是无限游戏中的一出有限游戏，社会自然而然就会面临消亡，这种消亡带来的是文化的演进，从而带来社会的更替和进步。
文化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中的权力拥有者会用很多手段来进行与文化的对抗，最直接的手段莫过于赋予艺术品消费的价值，用财富收买艺术家。这样的动作看似在奖励文化，实则正是在对抗文化，它客观上提高了文化演进的门槛——没钱搞艺术更难了。不过，这一切无法改变社会这场有限游戏的性质，虽然很难，但艺术依然会充满创造性，文化最终还是会破墙而出，时间问题而已。
社会与文化的矛盾难以调和，文化是无限游戏，它始终在创造新东西，社会上有限游戏，它有固定的目标。因此文化不可能持续不断为社会固定目标服务。
社会的悲哀之处在于它始终需要寻找一个敌人，并通过打败敌人证明自己的存在。不仅社会如此，社会的权力拥有者如此，社会的参与者也如此。社会参与者试图通过限制另外一群人的自由来证明自己的自由，这种做法是徒劳无功的。在这种竞争中，胜利和失败同样意味着游戏毁灭，最终社会中的一切角色，都将落入另一场无限游戏即文化中去。
社会中的冲突不可避免，但人民不应该有敌人。换句话说，文化才是社会群体存在的目的。我们要意识到，文化由艺术家创造，这里的艺术家也是广义的，泛指所有文化创造者。文化不像社会受到时间、空间以及权力的限制，文化的边界只取决于艺术家们目之所及的范围，文化的边界自始至终在不断拓展，艺术家们永远在拓展边界的路上。
社会就是，权力拥有者的雕像能保留，但人会死去；文化就是，艺术家们会死去，但艺术品会永生。